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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反复强调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作出许多深刻阐述。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集体记忆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明符号是相通的。在光辉璀璨的中华文明历史遗迹中,三星堆可谓大放异彩、别具一格,自发掘以来90多年间,三星堆研究成果迭出。也正是因为三星堆,学术界日益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共识。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世界上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最早的金杖、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根据目前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从距今4000年延续至距今2000年,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通过三星堆,世界各国的人们也进一步了解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从去年开始,三星堆遗址启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3月20日,三星堆最新考古发现对外发布,生动呈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灿烂成就,展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三星堆遗址开始被发现。1986年,三星堆发掘两个“祭祀坑”,出土了青铜神树、大立人、纵目大面具以及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一举震惊天下,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继1986年考古工作后,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于2020年9月6日重新启动。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新发现6个“祭祀坑”。3月20日,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现对外揭晓,金面具残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青铜神树等重要文物,再次惊艳世界。专家通过碳14年代检测方法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进行检测分析,目前确定4号坑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星辰。“三星堆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又吸收了中原王朝文化系统的元素,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江、沱江支流,南距成都约40公里。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由于遗址范围内马牧河南岸台地上分布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故名“三星堆”。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介绍,根据目前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从距今4000年延续至距今2000年,向南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雅安石棉等地,向东至长江涪陵一带。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包括广汉三星堆遗址、青白江遗址、青白江三星遗址、盐亭张家坝遗址、涪陵镇安遗址等。

  三星堆的发现,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否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上世纪80年代,随着长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遗址发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次实证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原夏商王朝时期,在三星堆可以看到很多夏商王朝的发明,比如青铜礼器、玉礼器、仪仗用具,包括青铜尊、青铜罍、牙璋,等等,中原王朝礼仪用具在三星堆有相当多的出土。与此同时,三星堆又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青铜神树、人像、大面具等,在信仰方面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王巍举例说,三星堆发掘出的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明显属于中原王朝系统。这些器物作为礼器,起源于长江下游,但不太可能是4300多年前已经消失的良渚文化的遗留,应该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后,再传播至三星堆。

  “各自独立起源的区域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在中原夏商王朝的影响下进行自己文明的进程,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后,并入到大中国的范畴。”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三星堆也同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古代史专家谢尔盖·德米特列耶夫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有助于人们更好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和历史。

  “这些发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东亚文明发展多元性的标志,表明当时并行存在着多种文化。”谢尔盖·德米特列耶夫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雷雨表示,三星堆遗址90余年来的考古发掘历程可以概括为5个阶段:第一是探寻文物阶段,是上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确定遗址范围的阶段,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第三阶段是建立文化与序列的阶段,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第四阶段是聚落考古阶段,主要是“十二五”期间。第五阶段是社会考古阶段,主要是现阶段。

  通过数古人的不懈努力,一个由大型城圈、公共墓地、居住址等一系列不同材质、不同等级出土文物构成的“三星堆王国”面貌已经初步显现出来。

  “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征包括王权和神权并存,太阳崇拜占据重要地位,社会上层控制了重要的资源、手工业技术和生产,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器物用于宗教活动,而不用来体现个人的身份地位。也可以认为最核心的内容是,手工业生产服务于宗教信仰,统治阶层将社会财富用于祭祀活动,以此达到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施劲松认为,这些特征可以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早期国家。“只有早期国家才具有相应的组织、管理机制来从事这样的生产,也才会对青铜器具有这类特殊需求”。

  王巍也是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掘的6个坑和35年前发掘的1号、2号坑,从现阶段来看,出土器物的种类、形制、年代上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它们这几个坑距离非常近,基本上是同期,“目前碳14测的年代,4号坑相当于商代晚期,我们认为这些坑整体都属于商晚期这样一个年代”。

  在一般人看来,三星堆出土的很多器物造型独特、神秘诡谲。而王巍则表示,实际上这些文物都是以当时生活基础为蓝本,然后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赋予其宗教和信仰的色彩。大家之所以觉得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奇奇怪怪”、很神秘,是因为不了解,进而产生很多遐想。“我们看那些小的人像,基本上都是小方脸,实际上是比较典型的四川人长相,和现在的四川人也很像。”王巍向《中国报道》记者解释说。

  2020年9月28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三星堆遗址考古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之一,非常好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

  “三星堆考古重视田野考古、重视第一手资料,放在重大历史问题框架下研究,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步科学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王巍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首先要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特点,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我们通过研究生产关系、社会分化、国家的产生和出现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把三星堆文明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去研究。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结合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共同进行考古研究。”

  同时,与35年前相比,我国的考古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手段、测试分析能力、文物保护能力等都有巨大的飞跃,在国际上处于顶尖水平。这次三星堆考古运用的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等,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王巍说,三星堆考古中,我们强调各种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孤立看中央王朝,除此之外还看它跟长江流域其他文明的联系。我们也在寻找它与境外文明的联系,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它和境外某一文明发生关系的直接证据。

  “冶金术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但是传过来之后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特征,作为国家重器、国家象征,这些都是促进交流互鉴、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大气,不排斥其他文明先进的因素,借鉴之后为我所用、赋予我们的特征。这也是我们通过考古、物质文明所反映出来的特点。”王巍进一步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说。

  这次三星堆考古发掘,除了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和新媒体融合报道外,三维动画、VR、4K等多种技术也广泛应用。王巍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实践,将田野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媒体传播相融合,让文化遗产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有些业外人士一看,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人像有高鼻梁等特征,说是来自西亚的,甚至天外来客。其实这是用艺术夸张手法体现出来的宗教和信仰色彩。一般人容易忽视的是,中原王朝的青铜礼器受到格外重视,你看青铜神坛顶端的东西都是中原王朝的礼器。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青铜礼器、玉礼器、仪仗用具等,都显示古蜀文明受到了夏商王朝的强烈影响。这也说明华夏中原地区夏商王朝创造的礼制对周围的方国文明产生了强烈影响。

  与此同时,三星堆又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青铜神树、人像、大面具等,在信仰方面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中原文化都是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缺乏三星堆遗址中的人像传统。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中特色最鲜明的一支,全面展示了神秘古蜀国的文化面貌。

  中国报道:从发掘的文物来看,三星堆文明非常繁盛,它为什么会突然衰亡、消失?

  王巍:文明的衰落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问题。这些文物被埋葬以后,三星堆文明就毁灭了吗?这是因祭祀仪式故意填埋,还是因为战争,国灭了被掩埋?或者遇到了洪水,而在撤退之前被填埋?我曾跟当地发掘工作人员确认,发掘中没有发现淤土,没有大规模的洪水痕迹,所以起码不是洪水造成。

  实际上,我认为它可能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转移到成都金沙遗址,继续古蜀文明的进程。金沙和三星堆有很多东西非常相似,是同一个古蜀文明的系统。最新考古测年也发现,两者之间是连带、紧密衔接的。我们不能说某一个遗址衰落了,它就是文明衰落了。可能是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比如商王朝,前期就迁都了很多次,留下了很多都城遗址。

  中国报道:三星堆到目前还没有发现文字,之前在良渚考古中似乎也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如何看待文字这个“文明的标准”?

  王巍:鉴定文明的标准,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按照“三要素”,即出现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以前国内也采用“三要素”。2001年—2018年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大量的中国考古资料包括世界其他文明的考古资料分析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符合“三要素”,“三要素”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发达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没有文字的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对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一是出现社会分工,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二是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严重的分化后,出现了王权和国家;三是出现都邑性城市,出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以及王的有丰富随葬品的墓葬;四是出现王所管辖的比较稳定的、区域性国家。这个标准也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本刊记者随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进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现场,亲身感受这次世所罕见的考古大发掘。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当长期生活在蜀地的诗仙李白写下流传千古的《蜀道难》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就在他纵情歌吟“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处不远的川西平原沃野下,掩埋着这样一个雄浑而神秘的“三星堆王国”。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行。会上宣布,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三星堆遗址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在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旁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目前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今年是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100周年,三星堆的最新考古发现,正是对中国考古百年的最好献礼。

  3月30日,经过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批准,《中国报道》记者随同正在现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进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现场,亲身感受这次世所罕见的考古大发掘。

  从成都市中心最为繁华热闹的春熙路向北偏东方向驱车50公里,就来到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顺着公路前行,每隔一段,就能看见“三星村”的指路牌。在三星堆博物馆两公里之遥、距离鸭子河南岸不远的考古发掘现场门前是一派田园风光,一大片绿油油的麦地旁边野花丛生,地间搭建起的褐色构建物标志着这里的与众不同,一圈高墙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区围拢,一道大门将内外隔绝。

  1986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的1号、2号坑正是从这片肥沃的土地里发现的。高达3.95米、上立神鸟下潜游龙的青铜神树,通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宽达1.38米的青铜面具等上千件旷世奇珍,将广汉这座2000年古城的历史,推向更为久远的人类文明源头。2020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下,三星堆遗址迎来了新一轮考古发掘的高潮。

  进入发掘现场,映入眼帘的景象和记者以往采访经验中传统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发掘现场完全不同,在与马路一墙之隔的发掘区内中心位置的高地上,一座规模庞大的考古大棚赫然立起,黑色的钢制结构建筑在一片空旷的沃野中显得格外壮观,像是一处高科技产品的现代化车间,身着防护服的考古人员在大棚内的一个个玻璃与钢构结合的考古发掘舱进进出出,仿佛科幻大片场景,画面极具视觉震撼感。

  考古大棚遮盖了新发现的全部6个“祭祀坑”,不受风雨影响,每个按照数字编号的考古舱都对应着发掘坑,整体呈“L”状分布,这些坑都是矩形的,面积从3.5平方米到19平方米不等。记者看到,通过K1到K8的标识分别标记了1号到8号坑,1986年发掘的1号坑和2号坑之间相距约30米。

  据介绍,21世纪前10年,三星堆遗址曾经进行过两次探测并没有大的发现,直到2019年底,考古人员在为了展示1、2号坑所搭建的平台处有了意外发现,3号坑露出了“冰山一角”,由此展开了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从而逐步发现了6个新的“祭祀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辛中华向《中国报道》记者一一指点介绍说,这次开掘的6个坑与1986年发现的1、2号坑基本形制相同、朝向一致,均为东北至西南走向,但坑大小不一、有深有浅,已经发掘的1、2号坑本来上方覆盖着玻璃罩,但是因为配合这次考古工作需要已经暂时回填。目前,考古发掘工作持续进行中,预计有更多的新发现将陆续面世。

  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一个个“手术室”般的考古发掘舱。“每个‘祭祀坑’单独搭建发掘舱,是为了最大程度让出土文物的环境保持与出土前一致。”辛中华告诉记者。

  为了尽可能避免考古环境受到外部影响,考古发掘舱以防紫外线双层隔热玻璃修建而成,并通过专业水冷空调设备保持恒温恒湿,将舱内温度控制在20℃~25℃,湿度控制在80%,波动不超过5%。大棚和发掘舱之间的地面上覆盖有大片的绒毯,考古工作人员在进入发掘舱之前,需要更换防护服、戴上头套并穿上鞋套。

  发掘舱内身着白色防护服的考古工作者正在进行各种紧张的工作,有的在一起对数据进行记录探讨;有的利用单反相机和反光设备对坑内的文物进行拍摄;有的几人协作操作设备进行探坑工作;有的在进行提取土壤样本工作;有的趴在下沉平台上,用竹刀一点点清理文物上的浮土……

  《中国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坑里炭灰色的象牙已有小部分露出顶部,待出土的部分圆形金箔片和玉器,散见在坑底各处。这次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的3号坑最令人瞩目,可以看到大口方尊、圆尊等青铜器物与横倒的青铜人层层堆叠,精美纹饰依稀可辨,有的青铜器上方还能看到覆盖着的象牙。辛中华介绍说,每一件中大型器物被取上来以前,都需要用保鲜膜从外部包裹,再装进特制的转移框里填充海绵,3D建模石膏固定风干后进行整体提取。

  考古发掘舱的另一个“黑科技”是安装了强大的工作视频记录系统,安装了8台400万星光级网络摄像机、1台工业全景摄像机,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记录下考古全过程,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可以实现实时传输到现场应急会诊室,还可以通过专家会诊系统实现远程文物会诊功能。每个考古发掘舱都装备有双层桁架结构,装载了载人系统、KBK起吊装置,纹理采集、3D/光谱信息采集系统,可以说“武装到牙齿”。

  “30多年前的那次发掘,受条件限制,当发现的大批文物层层叠叠堆满了‘祭祀坑’无处下脚的时候,为了保护文物,开始只能安排体重最轻的女队员下坑,踩着象牙小心翼翼地工作,大立人也是靠大家下坑齐心协力抱上来的,这不可避免地对文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而现在考古队员都成了‘空中飞人’,可以悬空移动作业,非常便捷,也完全不会影响文物。”有着几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对《中国报道》记者感叹说,“这次我们真正走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的最前沿。”

  考古大棚的另外一边,应急监测分析室、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应急保护装备室、考古工作室、文保工作室一字排开,实验室里三维扫描仪、多光谱仪、便携式X射线荧光、扫描电镜、超景深显微镜等设备一应俱全,这些设备被专程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搬到了这里,一部分细分领域的研究团队正在各自的实验室里进行着不同的工作。负责检验工作的肖庆告对记者表示,每发掘10厘米就要做一次三维扫描和土壤样品等提取,现场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含水度等参数,判断文物的保存环境。应急保护室内工作人员在对出土的无机质文物、有机质文物、遗痕分别开展现场应急保护与整体提取,以便于移至实验室后进一步研究保护。

  唐飞介绍,以往包括良渚考古大发现在内的众多考古项目,田野和实验室工作是分开进行的,当一线考古队员的田野作业完成后,把提取的文物和环境样品送到后方实验室进行后续的文物研究、分析和保护工作。此次考古发掘现场将文物保护工作和田野作业结合在一起,实验室就在现场,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全过程紧密结合,在最佳时间内保护好文物,尽可能避免了不必要的各种干扰,对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最丰富和最准确的资料参考和引导,以利于得出更准确的结论。这是一个重大开创。

  去年9月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组建的专业团队陆续进驻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现场。参与此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以及文物保护两个环节的工作人员约200人,其中有150多人都是“90后”。

  “上海大学团队主要执行3号坑的发掘工作,这是目前发现器物最多的一个坑,大量青铜器与象牙层叠堆放,大口尊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4号坑,这里发现了大量的象牙,特别的是还有一层竹子烧成的灰烬,值得进一步调查;四川大学主要负责5、6、7号坑,半张黄金面具就是在5号坑发现的;北京大学团队负责的8号坑,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一个坑……”辛中华如数家珍。记者注意到,每个工作人员的防护服臂膀处都有着各单位的LOGO,背后注明各自负责的具体工作,有的还别出心裁地绘制了海贼王等各种俏皮的卡通图案,一看就是“90后”。

  “除了我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这次考古工作有着规模空前的前后方高校科研团队在同步工作。”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介绍说。

  “这次参与三星堆发掘是我学术生涯中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次,估计之后参加考古工作也很难超越。”来自上海大学的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领队徐斐宏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此次来到现场的团队由上海大学文学院考古专业和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的人员组成,作为本次新发现坑中最早被发现的一座,3号坑填土目前清理完毕,保守估计包括青铜器 109件、象牙127根和玉石器8件,青铜器中包括顶尊跪坐人像、方尊、神树、坛状器等。在上海大学后方还有一个更大的团队,目前正在实验室对送回的样品进行紧张的同步分析检测工作。

  作为考古发掘工作的“东道主”之一,四川大学则专门组建了共有15名教师及21名学生参与的大队伍,主要任务是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一道,共同发掘5、6、7号坑。此外,四川大学还建立了一个包括冶金、植物、环境、体质人类学、动物、文物保护等研究方向专家的庞大科技团队,为现场提供实时支持,若需要也将第一时间飞赴现场支持。

  四川大学考古队员介绍,出土大型金面罩的5号坑还发现有象牙和象牙制品、金箔片和金器残件、铜器、玉器等;6号坑发现疑似“木箱”和“木器”,木箱内侧涂有朱砂,这在目前已发现的8个坑中最为特殊,引起学界诸多猜测,而面积较大的7号坑未来出土的器物最值得期待。

  “现场见到各高校和研究团体的好多北大毕业的师兄,像雷雨、冉宏林师兄分别担任这次考古领队和执行领队,感觉特别兴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秦宁告诉记者,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此次派出的工作组成员包括4名教师以及10名学生。北大的“后援团”相当强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教授、原院长雷兴山教授坐镇后方担任学术顾问;为解决长期以来关于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的争议,碳14测年领域国内权威的吴小红教授团队承担此次三星堆遗址的系统性碳十四测年工作;另外还有多位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等方向的专家作为学术和后方支援团队深度参与。

  秦宁向《中国报道》记者介绍说,北京大学团队主要负责8号坑的发掘工作。8号坑是发现最晚也是目前面积最大的一座,坑口长5.1米、宽3.8米,坑口面积约19平方米。目前进展不快,但也发现了一部分玉石戈和可能与建筑构造相关的遗存,包括红烧土块、炭化木料、碎石块等。

  “根据前期所进行的探地雷达和高灵敏金属探测的结果,在8号坑下部存在大量高密度的金属堆积,推测应当是青铜器为主的祭祀用品,这一点非常令人兴奋。”秦宁表示,“按目前的进度,预计4月底能清理至主要器物堆积层,相信会有惊喜。”

  此外,还有大量“飞行专家”前来指导。5号坑发现金面具后,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位文物科技保护专家飞赴现场,在文物保护实验室内进行黄金面具的展开、矫形以及文物样品的分析检测工作;在有着丰富象牙考古经验的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吴顺清指导下,工作人员在发现的象牙上铺上湿毛巾、裹上保鲜膜,以避免以往象牙遇到空气脱水后快速粉末化的遗憾。

  针对可能发现的丝绸遗痕,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旸提前飞到四川培训考古人员,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专家团队指导下,工作人员果然在4号坑的一些青铜器的器表上第一次成功提取了疑似纺织物朽烂后的残留物,并进行高景深显微镜检测,发现了清楚的纹路,随后通过提取样土,检测出其中存在蚕丝蛋白的残留,以证明三星堆3000多年前已开始使用丝绸……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有明显火烧的痕迹,这方面研究成为一个重点攻关的项目。究竟是燎祭还是故意焚毁,是在坑内还是在坑外点火,火烧的过程是怎样的,达到了熔化青铜器的燃点使用了什么助燃剂……为了了解当时祭祀坑的火烧状况,我们这次还首次引入消防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研究,以破解谜团。” 辛中华说。

  “如此规模的多兵种集团作战,在中国考古史上是首创!”唐飞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早先对此次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方案设计时,对整体发掘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建构,就确定了“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并重”“多学科融合”“开放合作”等理念。

  此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邀请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33家学术机构深度参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课题研究工作,“如此规模的多兵种集团作战,在中国考古史上是首创!”唐飞说,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进行同步发掘,采取多学科、多团队密切配合,用“实验室考古”的方式将实验室前置到田野,尽最大可能第一时间用目前最新的科学技术汲取全方位的信息,最大程度地保留出土文物的原貌,同时对文物出土的温湿度、土壤成分、光谱等同步开展科学研究。

  “这种规模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堪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发掘的典范。”唐飞表示。

  随着三星堆不断“出圈”,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上新”的文物去哪儿了,何时能向公众亮相,也成了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目前,新发现的重要文物就保存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库房中,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联合建立一个三星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预计4月试运营,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正式开放,经过修复的三星堆‘上新’文物就将在这里展出。”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连日来,三星堆博物馆以及与三星堆关系密切的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的游客量骤增。记者3月31日在三星堆博物馆内看到,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正在建设中的三星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位于原先的文保中心,新的馆名已经亮相,内设的文物储藏室、陶器修复室、玉器修复室、金属类修复室、象牙修复室等目前正在紧张装修中,有着“我在三星堆修文物”字样的宣传牌已经竖立在大门口。朱亚蓉介绍说,这正是受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启发。

  此次“上新”的文物未来就在馆内进行修复,馆内采用玻璃隔断,观众们可以沉浸式现场观摩文物修复师修复文物的过程、方法和技术,揭开文物修复工作的神秘面纱,了解文物修复与保护知识。另外,随着新发现金面具、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大量重要出土文物的修复展出,三星堆也将更新升级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词。

  随着三星堆遗址不断出土更多的文物,修复后需要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展示场所。三星堆目前正在筹建博物馆新馆。2020年10月,三星堆博物馆已面向全球征集新馆建筑概念设计方案,57家国内外顶级设计团队参与评比。最终方案确定后将正式开工建设新馆,有望在未来几年建成一座代表着中国多元一体文明标志的高等级博物馆。

  三星堆的新发现又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华文明被认为是多元一体、多源起源、各具特色,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格局。但随着长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遗址发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

  正如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所说:“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而三星堆,则是巴蜀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

  这次新发现,让已历时90余年、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文化,再次广受关注。本轮发掘对重新认识古蜀文明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对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何意义?

  此次三星堆的新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上古史,至少是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在商王朝的核心地区之外,存在着一个很有特色的青铜文明,现在看来它应该是古蜀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到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这些重要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彰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三星堆的发现,正在修正一个理论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等。对此,王巍表示,三星堆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也独树一帜。

  “虽然各地各个古老文明都有青铜这样一个时代和阶段,但我们的青铜文明独树一帜。三星堆的古蜀文明是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制作技术和手工体系,同时它又很有特色,从它的人像和神树等就可以看出。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在我们已经熟知的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基础上,可以知道周围的一些方国也有很多自己的发明创造,技艺高超、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精神内涵丰富的遗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星堆是独一无二的。”王巍说。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指出,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和长江下游地区有关联,有玉器。在三星堆遗址里面清晰地看到这种交流,就是从这些铜容器上可以看到输入性。比如这些铜容器不光在形态上,甚至在装置上和铸造技术上都有完全不同的系统。现在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特征总结都比较成熟,比如南方的青铜器肩部会有连体小鸟,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看到的,形成了很明确的特征,包括兽头也是挂在肩部等这样一些特征。

  这样一些文化特征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容器看上去是中原文化系统,的确是中原文化的器形,但同时形成了和中原文化不一样之处,这是长江中下游某一个区域里青铜文明的特点。相关的器类在出土地点上,可以看到自东向西的交通线路非常完整地体现出来。比如发现的地点,东边在安徽,再往西到湖南岳阳、华容,湖北江陵,重庆巫山,顺着长江而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另外,从三星堆可以看到非常直接的中原文化的因素。中原的因素在三星堆本地青铜器里面也有很明确的借鉴,核心的一点就是三星堆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1986年神树或者祭坛上有一个铜器,就是一个人顶着一个青铜尊,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得出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清晰的。

  长期关注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揭示出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文明,这类缺乏文字和文献背景的考古发现用“实物”建构着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而三星堆的重大发现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

  “尤其是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金器、象牙、玉器等,这些遗物的内涵是非常独特的。比如说有写实的青铜人物的形象,有非常具有象征性的青铜的太阳形器、神树,还有很多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同时也有代表王权的金杖,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包括王权和神权是并存的,这和同时期的商文化并不相同。包括城址和大型建筑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说明成都平原在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施劲松说。

  无疑,三星堆的新发现又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目前,6座“祭祀坑”仍是“进行时”,其中3、4、5号坑已进入器物层层面,6、7、8号坑情况还不明朗。“此次考古新发现的最大亮点是黄金面具;其次是3号坑里有大批的青铜器,且部分青铜器的质量超过1986年1号坑、2号坑的水平;第三是发现了丝织品残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领队雷雨介绍道。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三星堆文化,还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早期国家样态,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加强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施劲松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这些古蜀王国杰作,既昭示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还能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既反映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这次新发现的一些青铜器上,可以明显看出长江中下游文明、中原文明的印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说,比如,尊、罍肩部的扁体小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出现。而中原文明尊罍的兽头趴在肩上,在三星堆的是挂在肩上,这反映出铸造技术的不同。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放大版”云雷纹,以及跪坐人像上的尊,都体现了中原文明与长江文明在巴蜀古国的交融。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强调:“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三星堆与东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文明紧密连接的信息和线索也陆续被发现——古蜀文明,不仅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构成,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例证。

  中国报道:2016年您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了三星堆—金沙文化。本次三星堆的新发现,您对三星堆—金沙文化又有哪些新的判断和洞察?

  施劲松:三星堆—金沙文化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这个文化的第一阶段就是通常所说的三星堆文化,其成就足以和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媲美。此后,这个文化的中心由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的金沙。

  目前在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引发了学界和社会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关注。因为发掘尚在进行中,6号至8号坑还只是揭去了填土层,所以总体情况还不明朗。对于新发现会在哪些方面丰富、发展已有的认识,又或者是推翻原有的认知,现在都还难以做出判断。

  从已披露的情况中也可以获得几条重要信息。第一,8个坑的埋藏物可能各不相同,很值得关注。第二,虽然出土了新器形,但遗物的类别和功能似乎没有超出1号、2号坑的发现。遗物丰富的3号坑,出土了青铜大口尊、神树、“神坛”、人头像、面具、顶尊人像、眼形器以及玉器和象牙等,对此我们都不陌生。备受关注的顶尊人像在2号坑也有发现,不过形体很小且不完整。方尊虽是新器形,但仍属尊类。总体上看3号坑与2号坑最为接近。第三,也有一些新情况,如5号坑出土大量金箔饰,不知附着于何种物体上;又如8号坑据说出土有红烧土及其他建筑遗存。以上信息对于判定这批“祭祀坑”和出土物的年代、性质等都非常重要。

  中国报道:本轮发掘对神秘的古蜀文明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对认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有何意义?

  施劲松:三星堆考古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这层意义在1986年发现、发掘1号、2号坑时就已经明确。但这一轮发掘也具有新的意义,仅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新的研究将会对过去的认识加以检验。过去围绕1号、2号坑的年代、性质、遗物的含义和功能,以及当时的文化、社会、宗教、文化交流等形成了丰富的解释体系。新发现首先会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论体系加以检验。

  其次,新研究必然会推进我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目前可以看到的问题包括8个坑的年代。现今对于6个坑已经有了一批碳14的年代数据,其中4号坑的年代范围为距今3200—3000年。明确了8个坑的年代,就有了讨论8个坑性质的基础,进而探讨三星堆台地这个区域的性质,以及城址内各种遗存之间的关联。同时,对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和中原等区域的联系,也会得出更多认识。

  中国报道:三星堆改变历史观。目前,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您对未来新发现有哪些期待?

  施劲松:长江上游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只不过这个文明具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它与商文明和其他区域文化存在怎样的联系,学者间或有不同看法。这次发掘又出土了大量和1号、2号坑相类似的独具特色的遗物,这自然进一步实证了这种区域性文明的存在。这次发掘出土了方尊等新器形,因此,针对三星堆文化对外交流的路径、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等,也需要有新的认识。

  总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尚在进行中,很多问题目前还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我们共同期待对6个“祭祀坑”的最终揭露。

  三星堆以其出土文物的神秘诡谲著称于世,时隔30多年以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发掘直接火“出圈”,预计出土文物总量将远远超过1、2号祭祀坑。那么,新一轮考古发掘对认识神秘的古蜀文明究竟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三星堆的诸多谜团有了哪些进一步的解释?还会有哪些新的谜题待解?3位国内从事古蜀文明研究的顶尖考古专家应邀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的专访,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孙华:我本人就是四川人,出生地就距离三星堆并不远,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三星堆研究。三星堆遗址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孤立的存在。

  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如同一条证据链将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断连接起来,目前一条古蜀文化脉络逐渐清晰,从距今4500年左右新石器晚期至秦并巴蜀统一中国,成都平原大概经历了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古蜀大型船棺遗存这样一条文化发展脉络。与传说中“蜀国”的历代神话了的帝王“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时代大致相当。

  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宽沿平底尊、浅盘豆、敛口钵、敞口圈足罐,都是宝墩文化典型的陶器,宝墩文化可以说是三星堆文明的“前世”,时间上可以基本衔接。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前发现的十二桥文化的中心就是在金沙一带。金沙遗址分布范围较广,总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在文化面貌上其与三星堆文化晚期紧密相接,大致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应是三星堆文化的延续,这条脉络可以看出政治文化的中心主线向成都逐渐偏移的特点。

  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三星堆、金沙文化和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如何接续发展,在最终秦灭巴蜀之前,还存在一部分断层,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研究。

  唐飞:正是因为有了三星堆等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说明在成都平原存在着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早期国家,三星堆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作为一个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宗教信仰和技术体系相对独特的系统,即使是青铜人像、面具、神树这些本地独创风格特别浓厚的器物上,也都有鲜明的中原文化印记,这正是三星堆新发现的迷人之处。

  这次新发现的青铜容器一眼看上去就很熟悉亲切,比如中原文化中常见的云纹,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肩部常有鸟、兽头等,在这次3号坑发现的几件文物上都能看到。玉琮、牙璋、尊、罍等器物,都是源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而在细节上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说三星堆与遥远的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有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会突破空间距离的阻隔,遥相呼应,这种认同感在全国很多处考古发现中都有不同体现,这种认同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最好证明。

  三星堆发现的金面具、金杖、纵目面具、神树通天、鱼凫纹饰、太阳崇拜等虽然看似奇特,其实更多的还是反映当时人们的信仰,宗教和巫术色彩非常浓厚,艺术夸张的成分比较大,其对金器的狂热则是独有的,与中原文化无关,这是需要继续研究的地方,是否和其他地域的文明有关,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但是“西来说”目前没有任何中间传播路线的证据,“外星人”更是无稽之谈,但必须承认,古人在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确实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朱章义:三星堆上承成都平原史前文化,下与金沙(十二桥文化)紧密衔接,既不是外星人带来的,也不是西亚或者别的民族输入的,而是在继承自己独特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周边的文化因素发展而来的。这些都可以从已发现的器物中找到证据。三星堆文化及古蜀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伟大也在于与其他区域文明一起构筑起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假如把三星堆发现的特殊器物拿开,其他大量的发现都与传统的华夏文明并无二致,不要只看到三星堆的“个性”,更应该关注其与中华文明其他地区的“共性”,比如玉器、小型铜器等,与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商灭夏以后,商人并没有使用玉璋的习惯,于是夏朝后人就把玉璋进行扩散传播。而古蜀人则在此时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宗教的观念和礼制思想,使玉璋成为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礼器。

  · 玉琮则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古蜀人还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成为中华玉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也成为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兼收并蓄、包容创新的文化见证。而玉文化并未止步于成都平原,而是从中原到西南、从黄河下游到长江流域并继续走向岭南地区,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有领玉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曾在越南、泰国等广袤的区域出土。

  孙华:目前的8个“祭祀坑”已经基本确定这里就是当时的神庙所在,通过新一轮发掘或可复原当时神庙的内部空间,明白3000多年前的礼仪场所是怎么回事,这就将是世界级的重大发现。若能挖出更多的器物,也就会更好的解释之前的种种谜团,比如面具、比如纵目人像到底意味着什么;比如神树,按照《山海经》《淮南子》等神话传说中是扶桑、若木、建木三种神树,看是否能通过这次的发现得以验证。

  以前,我们根据坑里出土文物及所发现的遗迹现象以及没有发现葬具及尸骨等情况,认为是单纯的“祭祀坑”,因为器物掩埋有一定的次序:最下面是小件,中间是青铜容器和面具,最上面是象牙,过火可能是燎祭的结果。但这次一次性发掘6个坑新的发现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想法,由于祭祀是经常性的活动,一般一次性不太会埋太多的东西。像其他遗址包括金沙遗址都是这样,文物是一层层发现,意味着不同时期埋藏的祭祀品。但三星堆的坑很不一样,如果是单纯的祭祀,怎么会把神像(纵目青铜头像)和祭祀者(青铜大立人)以及祭祀用品(青铜尊等)都砸坏了放在一起?如果一次祭祀就耗费了整个族群乃至国家所掌握的青铜资源和金器,这种行为逻辑上是很难说明的。期待本次发掘工作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带来关键线索。

  朱章义:作为古蜀文化的两次高峰,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关系,一直被广泛讨论和研究。此次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也让更多学者和民众燃起了重新观照思考三星堆与金沙关系的热情。金沙遗址最关键的贡献是解开了三星堆的去向之谜,并为成都的建城史找到了根源。这一次三星堆的新发现之后,对金沙遗址是否也会重启发掘,很多人非常关心。我认为,金沙如果也能重启发掘,和三星堆相呼应,很多谜团可能会迎刃而解,但对遗址重启系统性的考古调查是一个严肃和复杂的事情,需要做复杂的综合评估以探讨其可操作性,不能操之过急。

  金沙遗址通常被认为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这次三星堆碳14年代测定,两者时间有交叉,同时存在过几百年的时间,而不是三星堆消亡之后才有的金沙,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中心发生了转移。

  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存在显著的文化演变、吸纳与融合的特点。两者都有太阳崇拜的精神内核、有着相同的器物样式和艺术风格。至于出土的玉器、陶器相似的地方就更多了,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璋与三星堆“祭山图”玉边璋上的图案类似,向人们展示了古蜀人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景。这轮新发现最受瞩目的金面具残片与金沙遗址的金面具在造型上极其相似,更加印证两个遗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二者遗址皆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且在周围是独一无二的,应该都是“都城”的概念。不同于中原的殷商王朝大量杀殉活人的方式,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共同出现的石雕跪坐人像,可能说明古蜀文明祭祀方式可能较之中原地区显得更为开明和进步。

  孙华:三星堆文化和更晚的巴蜀文化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应该是古蜀的不同阶段,但是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佐证三星堆和古蜀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最期待的是发现文字,如果有文字的发现,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但是根据古文献记载,也许古蜀人就是不喜欢文字,也不接受中原的文字。

  三星堆废弃衰落的原因目前尚不可知,目前三星堆发现了三重城圈,感觉还不够大,还可以扩大范围再找一下。至于大家关心的三星堆时期的王陵并没有找到,我猜测也许因为河流改道的原因,很多墓葬都被河水泛滥冲走了,这可能是永远解不了的谜团。三星堆建城为何选择这个河流经常改道容易泛滥的地方也是一个谜。

  另外,三星堆的主人还是未解之谜,目前普遍认为三星堆属于当时最高级别的统治者,那么他们是谁?代表神权的宗教人员(大巫师),还是代表世俗的普通贵族(国王),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互相之间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唐飞:古蜀文化与中原、长江中下游文化的碰撞融合过程以及后来融入秦帝国过程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以看到和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相同相近,但它们之间文化是怎么联系的还不清楚。东周以前的川西和长江中下游之间以及和其他区域之间,还缺乏中间地带的遗址作为衔接,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来研究,这其中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才刚刚开始,整个遗址区只发掘了千分之二。三星堆之后,如果对成都平原进行更大范围、大视野的考古调查,将能更客观科学地认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的意义。

  目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的文明成就仅是当时宗教活动的场景,日常生活中三星堆都城的布局、祭祀活动背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体系还不清楚,金、青铜和玉器原料乃至象牙源自何处,如何运输都还是个谜。

  朱章义:关于战国以前古蜀国的历史目前几乎全部来自《华阳国志》这本东晋时期的著作,这是三星堆遗址之后1000多年后的作品。三星堆遗址本身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这也就对三星堆的归属带来了各种争议。

  按照传说的体系,古蜀国五大王朝分别是:蚕丛王朝、柏灌王朝、鱼凫王朝、杜宇王朝、开明王朝。后期还有“杜宇”禅位“鳖灵”的传说,有人简单说三星堆遗址就是古蜀国遗迹,三星堆文物上的鱼、鸟以及夸张的眼睛外凸形象印证了传说里对几位古蜀王名字和外形的描述。但也有一部分国内外的研究者都提出,不要急于下结论,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并不可取,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后世记载本身的可靠性存疑,急于把后世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号入座是不够严谨的。未来我们可以关注分子人类学研究,展开人类起源、民族源流、社会文化多方面深层次的研究,意义可能更为重大。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现了如此巨量的象牙,金沙遗址还出现了其他大量的鹿角、兽骨。这么多大象和其他野兽从何而来,是如何猎杀、捕捉或者豢养的,目前还并不清楚。还有网友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三星堆和金沙都没有发现大熊猫的痕迹,按照逻辑来说,大熊猫这种古老的动物应该与那时的先民们有过交集。按我的想法而言,那时候的先民应该是见过大熊猫的,但因为大熊猫主要生活在山上或者数量较少等关系,可能交集没有与其他动物那么多,但具体的证据迟早会被考古工作发现的。

  三星堆的“神秘”之处正是认识、复原和解释历史的关键一环,它促使着人们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向答案靠近一步、再靠近一步。

  1929年,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西北鸭子河南岸,偶然被发现的玉石器显露出古老文明的一隅。92年过去,这个被命名为“三星堆”的遗址不断“上新”,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金杖、黄金面罩、海贝、玉器和象牙……当或是恢诡、或是精妙的出土器物再次重见天日之时,没人能立刻解释清楚这些究竟出自谁手、代表了何种意义。

  随着大规模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月亮湾小城、衡量子遗址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结构布局。和出土器物一样,它们也是人类追溯历史的为数不多的依据,却也因此抛出了一个又一个待解的谜团。

  “神秘”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标签。然而,抛开这些猜测与假说,三星堆的“神秘”之处正是认识、复原和解释历史的关键一环,它促使着人们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向答案靠近一步、再靠近一步。

  2016年,为纪念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发现发掘30周年,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国内外100多位文博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针对三星堆的谜团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讨论。

  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和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在会后的综述中提到的第一个话题,即为“年代序列的完善与调整文化性质的再研究”。

  彼时学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仍有分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曾提出,三星堆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下限可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段)至第三期。前后跨越了龙山时代、夏代及商代三个时期。曾担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副领队、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显丹则提出了“四期说”。而经这次研讨,年轻的冉宏林又继续对原归为第四期的遗存进行细分,提出了“五期说”。

  关于遗址分期的争议始终存在。文章指出,这关涉“成都平原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面貌、族群构成等深层次问题”。直至目前,才基本建立起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编年体系和宝墩文化—鱼凫三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除去分期的争议,关于这8个器物坑的性质也尚未有定论。在学术论著中,“祭祀坑”通常被打上了引号,孙华认为,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三星堆器物坑的定性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在三星堆地点还没有完全揭露的时候,对坑的功能本身还要做很多研究,才能做出一个最有可能性的判断。他表示,很多器物的确属于宗教祭祀的像设和器具,但损坏并埋藏却并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祭祀的目的。孙华倾向于认为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陈显丹则依然认定这是“祭祀坑”,‍或者叫“祭祀的埋藏坑”。他解释,‍不管是金器、铜器还是象牙‍,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器物,祭祖、祭神‍或遇到其他重大的事情才能用。火烧这些珍贵器物,就是以器达之于天,也叫作燎祭;再则,坑‍的方向‍、形式一致,而且是‍举行过一定的仪式,有顺序地把东西埋下去,先是小件,然后是‍青铜器,最上面盖象牙,2、3、4号坑都是如此。

  根据进行中的8号坑发掘情况,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8号坑还发现较多可能与建筑物构造相关的遗迹。比如考古人员发现了3块石板,石板表面平整,疑似建筑物的地面;再比如,坑内有大量较大体积的红烧土块;此前坑内还发现了木头柱子,以及玉石戈都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一个平面上,“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8号坑有可能就是祭祀的神庙遗迹被烧毁之后再整体填埋的。

  如此一来,就又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此发达繁盛的文明,为何会出现变故,以至消失?目前学界有“洪水灾变说”“权力斗争说”“外敌入侵说”乃至“雷击说”等诸多推测。

  王巍表示,他曾跟当地发掘工作人员确认,没有大规模的洪水痕迹,没有淤土,所以起码不是洪水造成。“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三星堆繁盛一个时期之后,它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成都的金沙。” 他在接受媒体时称,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原来三星堆的年代很宽泛,是距今3600年到3100年,而金沙好像跟它还有距离;但是最新考古测年发现,两者之间是连带、紧密衔接的。所以,有一个衰落、然后兴起的过程。

  然而诱发政治中心迁移的因素又是什么?清华大学一团队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引起三星堆文明消亡与金沙文明兴起的原因,可能是公元前1099年的一场地震引发了山崩、滑坡,形成堰塞湖并导致河流改道,使流经三星堆的古岷江枯竭,而使都江堰玉垒山出山口水量急剧增大。这也是造成传说中古蜀国罕见大洪水的原因。

  以上仅是诸多未解之谜中的一小捧。大到三星堆人和文化的来源去向,与中国既往发现的青铜文化以及古蜀国有何种联系,小到2.6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手中握的是什么,为何会具有奇特夸张的青铜艺术、侈丽雍容的金箔技艺和俟藻扬葩的玉石雕琢……人们仍在慎之又慎地破解三星堆遗留下来的谜语。

  在孙华看来,此前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器物十分残破,其原本的组合关系、种类数量都不甚明晰,需要进行漫长的修复研究,才能从破碎的信息中发现线索。而在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眼里,三星堆现在之所以留下这么多“谜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华阳国志》这样的文献太少了,“文献不足征”。

  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是全方面描写巴蜀历史地理的我国首部地方志,记录的时段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涉及大量古蜀时期的历史,汪启明相信,它能为揭开三星堆诸多谜题提供重要参考。

  “我国古书亡佚太多。很多我们没办法解释的现象,只是限于当下的文献背景。”汪启明认为,目前考古学上,出土文献一定要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才能互为印证,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目前,各地的博物馆都在找当地的出土器物与三星堆的相似性,这固然是一种解释的办法。但是用这个出土文献去解释另一个出土文献,怎么判断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同出一源呢?所以无论如何也都还是需要文献的解释。”汪启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文献的缺失是三星堆研究面临的极大困难之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蜀文化首席专家谭继和曾在文章中写道,“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这就难免发生歧义,难于准确认识其真谛”。他指出,如“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才引发歧义与争鸣。

  除此之外,困难还在于对文献的误读。汪启明以“青铜纵目面具”为例,特别强调“一定要读懂,然后再去发表观点”。该面具的命名源于《华阳国志》中一段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其中明确提到了蚕丛“目纵”。

  但汪启明认为,查阅文献后似乎没能发现有“突起”之意。就算“纵”字能理解为“突起”,但“目”字应该是指整个眼睛,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不该是“目纵”,而是“瞳纵”。根据汪启明的猜测,“其目纵”或许是相对于“横”来说——蚕丛的眼睛也许并不是标准的横着,而是有点歪着,还可以理解为目光的延伸。

  一方面是现存资料接近空白和误读,另一方面是尚未有新发现的、类似甲骨文等成系统的文字,只是发现了少量不规则的符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后强在两年前完成主要内容的文章中提出:“我们结合对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认为,三星堆发现的符号应是文字的前身,但在发展成系统文字的过程中三星堆文明便毁灭,所以没有形成系统文字。”

  “巴蜀符号印章”指的是印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图语符号的印章。李后强写道“巴蜀符号没有来得及演化成表意文字,金沙古城就被洪水和瘟疫所摧毁,就被中原文化、楚文化同化,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

  2010年,时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调研员阿余铁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星堆文化和古彝族有着深厚的渊源,用古代彝文可以解读很多三星堆神秘符号。

  汪启明认为这难以令人信服。他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判断是不是文字,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的根本标志之一;而记录语言是文字的基本功能,文字是符号的符号,它需要形音义完备,多地出现,且有一定的上下文,否则很可能就是文字的雏形,即文字画、图画文字或符号文字。单个符号的解释都是一家之言。

  对于文化学与文明史研究来说,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汪启明看来,文字可以“解决源和流的问题”,“文字的表意特别确切,通过文字就能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语言状况。很多谜题就能破解”。

  3月20日,冉宏林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新闻通气会上透露:“我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遗址是有文字的。”汪启明认为,三星堆文明的人肯定是有语言的,“比如那么复杂的冶练技术、铸造技术,需要多个工种搭配,也都需要相互沟通”;至于有没有文字,汪启明也更倾向于“有”。他指出,三星堆具备高超的工艺水平,具备文明所必需的城市、冶金、宗教。从《华阳国志》的记载来看,肯定是有文字的。而能否最终确证文字存在,只有仰仗于不断推进的考古发掘。

  因为新成果的公布,关于三星堆的未解之谜再次被提起,并进入了新一轮的讨论。但与35年前不同的是,在此轮发掘的新坑,有的还没到文物层,但已经出现了没见过的器类种类,且体量非常大。王巍认为,这“会为我们解读古蜀文明提供全新的资料”。

  从另一角度来看,不论是科技水平、经济条件还是考古意识,如今都已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孙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986年时很多现象没有弄清楚,信息不完整,尤其许多有机质文物没有提出去,导致很多信息从挖掘者手中溜掉了。此前诸多基于1、2号坑的研究成果和推测会存在偏差。在全国考古力量的合作和高科技的加持下,过去的一些疑问有望得到解答。

  譬如针对年代测定,根据最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的分析,初步判定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左右。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孙华表示,此次采样的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更恰当;对标本的测量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能将误差控制在±25年之内。

  旧谜题静待探寻,更多新谜题——诸如丝绸痕迹究竟意味着什么、象牙的来历与意义、生产器物的作坊在哪里、资源与技术是如何掌握的、3000多年前的人们焚烧器物的原因、掩埋器物的时间先后……也逐一浮现。

  考古队的目光并非只停留在器物研究层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这意味着对三星堆的追问将向着“祭祀坑”群的形成过程、空间格局以及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等行进。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

  1986年,考古学家们在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相继发现了两个商代同时期的大型“祭祀坑”,即1号坑和2号坑,并出土金、铜、石、陶、骨、贝等珍贵文物1000余件。“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包括金杖、青铜立人像、大型铜神树等经修复后的稀世文物,如今正安静屹立在三星堆博物馆,接受参观者的瞻仰。

  时隔35年,伴随着遗址的再次发掘,三星堆文物迎来“上新”——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重见天日,目前已出土黄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玉琮、牙雕残件和丝绸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再次受到了全球瞩目。

  时光越过数千年,我们礼赞三星堆瑰丽文明和古蜀先民的杰出艺术,并希望通过与这些造型瑰丽、想象奇特的文物对视,窥见它们传递给我们的远古秘语和时空想象。

  在新发现的5号坑中发掘出土的这半张金面具,与此前在1、2号坑中发现的6件金面具相比,显得格外厚重——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重量约280g,厚度可支撑其独自立起。专家预计,完整的金面具总重量应该超过500g,如果完整的黄金面具能被发现,将是国内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最重的金器。

  半张金面具的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以及宽大耳朵等面部特征,与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风格十分相似,为古蜀文明中对于金器的崇拜,又增添了一例实证。但如今人们尚未明确其在古时的用途。

  在5号“祭祀坑”,考古人员最初发现这一鸟形金饰片时,它还是被挤压成一团的金箔片,将其提取出坑并修复展开后,该金箔片才展露出线毫米,形似一件鸟形金饰片,镂空部位推测采用的是脱錾或者剪切方式成型。这是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鸟形金饰片。

  显微镜下,“金鸟”的头部似乎有残端迹象,此处残端迹象与人工加工裁切的样貌并不一致,考古工作人员猜测,这里或许曾有鸟喙或者冠饰。专家表示,与金面具可能需要覆盖在青铜头像面具或木头面具上不同,鸟形饰的边缘切割显示,它可能并非用于包裹在某处,也许是曾贴在器物上起到装饰的作用。有专家认为,古蜀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有飞鸟崇拜的特点,他们对飞鸟和神树的崇拜体现了古蜀人羽化飞仙的幻想和神仙式文化想象力。

  此次4号“祭祀坑”发掘出土的玉琮,再次证明了三星堆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玉琮最早见于良渚,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在《周礼》中记载,商周祭祀活动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从外观上看,玉琮外方内圆,整体呈方柱形,中间上下相通的圆孔有“贯通天地”的深刻含义,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的一种礼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也被认为是表明贵族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

  此次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正式公布在“祭祀坑”内发现丝绸朽化后的残留物,并在样土检测中多次发现蚕丝蛋白,以事实证明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已经开始使用丝绸。

  关于古蜀人为何会将丝绸埋入坑内,这或许与祭祀行为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在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如果丝绸的祭祀行为成立,在“祭祀坑”的丝绸残痕上发现文字,便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青铜大口尊是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中最早发现的器物,属典型的商末南方风格青铜器,通高逾60厘米,肩部饰兽首、鸟首,整体雄浑大气,蔚为壮观,是国内发现的最大一件大口尊。

  这件圆口方体铜尊发现于3号“祭祀坑”,是国内唯一科学发掘出土的一件,另一件是传世品。这件铜尊不仅器型少见,纹饰也非常精美。方尊主体腹部纹饰名为“饕餮纹”,对称鸟的装饰是长江流域的特点,在中国北方地区很罕见,但是在长江中游、下游,包括三星堆遗址中,原来发掘的十几件尊当中有8件是有这种立鸟的装饰。

  目前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象牙比较密集地出现在4号坑和3号坑,其中前者发现30多根,平均长度1.2米左右,象牙可能因被焚烧而整体呈炭灰色,后者已经探明的象牙多达120多根,二者总数远超1986年发掘出土的象牙数目。考古人员初步判定这些象牙是三星堆文化末期距今3000多年前的遗物,所属的大象种属还需鉴定后才能确定。这已不是四川第一次集中发现象牙,同为古蜀文明遗址的金沙遗址,也曾在2001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层层叠压、密集分布的象牙。

  2号“祭祀坑”在1986年一共出土了8棵青铜神树,其中Ⅰ号铜神树修复得最为完整,也是目前全世界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其由底座、树干和龙身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树干残高359厘米、通高396厘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正中,卓然挺拔。树分3层,每层3枝,共9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27枚果实、9只神鸟;树侧有一条缘树而下的铜龙。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要数2号“祭祀坑”出土的3件青铜纵目面具。研究者将它们按照大小分为A、B两型,两型纵目面具造型大体相同,但略有差异。此为B型纵目面具,宽138厘米、高66厘米,其面部特征有: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故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短鼻梁,口阔而深,似微露舌尖,做神秘微笑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原来可能铸有精美额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彼时这款纵目面具的整体形象更为精绝雄奇。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神秘静穆。目前,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件面具既非单纯的“人面像”,也非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青铜大立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就世界范围来看,是同时期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雕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双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典重庄严,学界推测其可能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均被砸碎并经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6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两件太阳形器的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一致。此为其中一件,全器直径84厘米,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做安装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多数专家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时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及其他一些青铜重器上的大量的各式太阳纹饰表明,“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

  三星堆遗址此前共出土57件青铜人头像,其中仅有4件戴着金面具,均出自2号“祭祀坑”,分为A型平顶金面铜人头像和B型圆顶金面铜人头像两种。金面铜人头像由铜面相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戴金面罩人头像造型与未戴金面罩人头像基本相同,大小与真人比例相仿。人头像所戴金面具用金块锤拓成金皮,然后依照人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颐,左右两侧罩耳,耳垂穿孔,眼眉部分镂空露出,面罩与人头像采用生漆调和石灰作为黏合剂,将金面贴于铜头像上。

  此为A型平顶金面铜人头像,通宽19.6厘米、通高42.5厘米。人像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用宽带套束,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发式风格。金面具目前在中国先秦时期仅见于古蜀文化中,是商周时期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具有典型性的因素之一,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外,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此类型的金面具。

  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金杖用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由于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人头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笑容可掬;另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学术界对这些图案的内涵有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以鱼和鸟为祖神标志的两个部族联盟形成了鱼凫王朝,图案中的鱼、鸟就是鱼凫王朝的徽号、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上的鱼鸟图象征着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关于金杖的性质则有“王杖说”“法杖说”“祭杖说”,以及祈求部族或王国兴盛的“法器说”等。

  该文物高44厘米、口径19.7厘米、盘径38.5厘米,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遗址。器物呈三足鼎立之势,足下可生火加温;袋状足中空,与口部相通,容水量很大,宽大的盘面和今天四川地区泡菜坛的坛沿相类似,可盛水或置物。其独特的造型及硕大的形体极为罕见,一般认为是古蜀人蒸煮食物的炊器,也有人猜测这是四川火锅的源头,古人在使用三足炊器时也如今天吃火锅一样边煮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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